日前，最高法研究室負責人稱，人肉搜索涉及個人隱私權問題，網絡調查不能取代政府和司法部門對事件的調查處理；同時對規范網絡行為，還提出進一步完善立法，建立健全隱私權保護制度，加強網絡管理等建議。規范網絡，我們深表贊同，但公眾對規范網絡的理解卻往往相反。無論是打擊網絡色情，還是禁止人肉搜索，公眾通常都擔心醉翁之意不在酒。

　　此前，不少地方針對人肉搜索立法，美其名曰規范，但重點卻放在禁止上。以今年為例，年初江蘇省人大通過《徐州市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禁止人肉搜索，并有處罰規定；5月1日開始，杭州正式施行《杭州市計算機信息網絡安全保護管理條例》，實行網絡實名制。頗有意味的是，兩地的實施效果都不好。

　　反思兩地的網絡立法，不難看出當地官員對網絡的焦慮。這種焦慮，有來自對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憂慮，有對網絡信息安全、個人隱私、名譽的擔心，也有對網絡監督邊界問題的憂慮。其實無論出于哪個原因，都反映出不少官員對互聯網的不適應。不適應并非官員獨有，公眾也有，不少家長對打擊網絡低俗之風的強烈呼吁，即是明證。

　　以禁止、干預的手段治理網絡，顯然是矯枉過正。這種一刀切的方式，不僅是對網絡自由的傷害，更是對公民表達權利的不尊重，難免被認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互聯網在中國其實也不新了，發展至今十年有余，官員的焦慮和不適應，有必要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其實，這樣的焦慮任何一個國家的官員都有，但不同的是，我們這里，除了官員焦慮，公眾對禁止人肉搜索、實名制等立法的反對聲音更大。公眾的焦慮，不亞于官員的焦慮，這種焦慮是出于對信息自由的擔憂，本質上是權利的焦慮。

　　網絡當然并不因此就不需要規范，暴力、色情、賭博、賣淫、侵犯隱私、誹謗……每一樣都需要治理。但必須深刻認識的是，這些問題不僅網絡上有，現實中一直就有。網絡不過是一種技術，通過這門技術建立起一個新的“社會形態”，或者說是現實社會的一部分。現實中有暴力有色情，網絡上當然也有。對待色情暴力，我們其實早有態度和方式應對；同樣，現實中有對官員的不滿，網絡上也有，只不過網絡的開放和自由，讓官員感受到切實的輿論壓力。

　　所以，如何面對網絡，其實是如何面對真實的社會；如何規范網絡，其實是如何治理社會。當然，這個世界上不少地方，在網絡出現前，公民已經有了充分表達的可能，網絡不過是換了個介質，言論自由并沒有質的飛躍；但在中國，網絡的開放性，讓公眾多了一個表達渠道，并呈爆發式釋放。

　　這或許才是官員們急不可耐要規范網絡的根源。在現有的體制下，某些官員擁有強烈的“安全感”，但網絡的出現，既讓他們感受到網絡的難以掌控，又讓他們不得不面對大量的現實和尖銳的言論。以至于他們要時時刻刻面對可能的監督，周久耕“天價煙”事件即是典型。

　　開放性是網絡的根本性質，針對網絡的開放性，是順應還是禁止？這是個問題。中國的網絡不可能從國際互聯網中割裂出來，網絡秩序的建立，也絕非簡單的禁止，一個開放的社會，首先在于直面現實，禁止不會有共識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