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精神病患者的悲劇之后，我們能看到更多潛藏的危險
　　
　　對她的描述，只能通過每個人的回憶來完成。
　　
　　5月6日下午3點，首師大中文系七八個77屆的畢業生圍坐在一起。他們嗑著瓜子，說著歷史、現在以及我們都老了的話。記錄著逝去的劉可、逝去的大學時光的黑白相片，在他們手中傳來傳去。長大的孩子夾坐在大人中間，對這一切似懂非懂。
　　
　　3月30日，劉可從10層樓上縱身飛下。她走了。
　　
　　47歲。首師大中文系的副教授。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長年聘請的客座教授。1999年的秋季，她剛從香港學術交流回來。
　　
　　一個兩度離婚的單身女性，剛剛分了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
　　
　　人們在她的追悼會上面面相覷。
　　
　　近一年，由同寢室、同一小組的同學們拖家帶口組成的聚會上，劉可的孤單顯而易見，但她從不拒絕參加。這一次，她卻成為話題，讓人無法回避。
　　
　　家庭
　　
　　精神分析家喜歡追根溯源，從一個人的童年尋找不幸的陰影。
　　
　　劉可的童年曾經很幸福。她出生于知識分子家庭，北大數學系畢業的父親與在北醫大做護士的母親一見鐘情，生下了她、弟弟、妹妹。如果不是父親1958年被劃成右派，聰明、乖巧的劉可應該是在小學校里中隊長、大隊長一路當下來。但生活因此急轉直下。
　　
　　1967年，劉可的母親查出胃癌，一年后去世。去世前，母親拉著劉可的手，說：“小弟和你爸就交給你了。”
　　
　　1969年，16歲的劉可被分配進汽車配件廠當工人。她帶著弟弟和奶奶住在一起。由于條件艱苦，妹妹被送到姨家撫養。
　　
　　1976年，父親平反，妹妹也被接了回來。作為老大的劉可，會因妹妹多吃了一口沒讓著弟弟而跟妹妹質氣。在這個家里，奶奶重男輕女。
　　
　　1977年，劉可考上北京師范學院--今天的首都師范大學。她不勝遺憾。對于父親的家族來說--一系列畢業自北大的高知家庭，沒考上北大就不叫上了大學。直到死前，她還有到北大進修讀研的打算。
　　
　　奶奶在劉可上大學時去世。
　　
　　平反后的父親在家成天成天地抽煙。后來他成為北京理工大學數學系的系主任，再次結婚，在即將提任副校長的時候也發現了癌癥。
　　
　　劉可一直用一種嚴肅而正統的態度完成學業。“大學期間大家只要完成學業就行了，劉可要求自己各科都要強，成績表上，除了外國文學是良，恨不得其他都是優。”“特認真，爭三好當先進，特把社會的標準當回事，不像我們。”這種作風持續了她整個一生。
　　
　　而這是父親的教育結果。在劉可十幾歲的時候，有一次搬家。她和父親抬著點著的爐子走了一千來米，劉可的手被燙得受不了，想停停，父親卻嚴厲地說：“你的意志力怎么這么差，這么點苦都受不了，將來怎么到社會上奮斗呢？”
　　
　　家庭

　　劉可大學畢業三四年后才組成自己的家庭。這之前，還發生了一些事。
　　
　　畢業分配的時候，劉可一直以為自己能夠留校，但她被分去中學當老師。她在畢業前后交往的男友(北大的學生)也提出分手，理由是劉可不會玩，性格很壓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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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寢室的女生還記得畢業時的一場牌局，劉可打著打著牌，突然一撤手，把一把牌摔在桌上，嘴里激動地說了很多話，大意是誰誰誰害得她留不了校。
　　
　　留校的挫折和初戀的失敗，給劉可的精神留下很大的刺激。那時，她在家整天只是哭，不說話、不吃飯。
　　
　　父親和繼母商量著，把她送往安定醫院。
　　
　　精神病院里的治療不僅給劉可留下了痛苦的記憶--電激，從此也讓她的一生背負上了“精神病人”的標簽。
　　
　　劉可出院不久，父親就查出了癌病，很快辭世。
　
　　很快弟弟結婚。因為房子，姐弟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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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可非常渴望有自己的家。她隱瞞了自己住過精神病院的事情，找了一個老實巴交的工程師。他個子還沒她高，和一個老母親住在趙登禹路的一間平房里。
　　
　　這段婚姻維持了一年半。
　　
　　到過劉可家里的同學記得，到婚姻后期，房內的墻上有些坑洼的洞，很多柜子上都掛著鎖，拿個黃瓜、拿把菜刀都要用嘩啦啦的一堆鑰匙，據說不上鎖，這些東西隨時可能成為打架的武器，墻上的那些洞就是記錄。“劉可的前夫對她很好，但劉可的性格很敏感，特別容易受傷。她調回首師大后，就更下定決心要離婚了。”“劉可要喜歡一個人，會覺得人家什么都好，什么都付出；看不上人家后，就走極端，把人貶得一無是處。”
　　
　　家庭

　　離婚后的劉可住在集體宿舍。她患有子宮肌瘤，失血的時候，一個人躺在床上還要掙扎起來給自己做口飯吃。沒有家人來幫她。
　　
　　1991年前后，學校又把劉可送入精神病院住了兩個月。一到探視時間，劉可就坐在窗前看大門口。沒有人來看她。
　
　　逢年過節，是劉可最害怕的時候。她不知道該去哪兒。
　　
　　有幾個心地良善的朋友一直關心著她。有時候，劉可會在很晚打個電話過來，說自己很害怕，一定要5分鐘之內趕到，否則……
　　
　　經常在她身邊的朋友都認為，劉可精神其實很正常，她只是太缺乏愛了，“她情緒不穩定的時候，只要有人陪她說說話，就會好起來。”她只是思維方式跟整個社會不合拍，但她沒有精神疾病。她學問做得挺好的。”
　　
　　有個醫生的建議一直被劉可奉為神明：“你的問題，就是有個愛，成個家，一切就都好了。”
　　
　　依據這條建議，一切沒有結婚打算的男人，都在劉可拒絕之列。她上婚介所，她去參加舞會，她托同學們留意，見得男人越多，背后的流言也漸起。
　　
　　離婚證書上那條有精神病史的記錄，成為劉可的一個心病。每一次面臨一個可能的機會，劉可都要被這個問題折磨，她不斷地請教好友，“到底是先告訴人家我有過精神病呢，還是等人家接受我了再說？”1994年劉可遇到了李魏明。兩人同居，并做了婚檢。劉可鼓足勇氣請人將離婚證上的記錄抹去，補上了別的字，但這件事還是露出破綻。那個時候，李魏明是個沒有掙到錢的窮包工頭。兩個人身份地位的不協調，使得這段姻緣無疾而終。
　　
　　1998年9月劉可認識了一個得肝病的離異工程師，她悉心地照顧他，一個多月后與他結婚。又一個多月后，此人知道了劉可的精神病史，迅速與她辦了離婚。
　　
　　2000年3月30日之前的劉可遇到了什么？據她所住樓棟的電梯工說，前天晚上，她哭著上電梯，嘴里自言自語：“這下我沒法開口說話了。”據悉，首師大中文系是該校改革的試點，只有本科學歷的劉可面臨著很多年輕的研究生、博士生的競爭。
　　
　　附文：心理異常向誰求救
　　
　　關于劉可，記者的了解支離破碎。然而，有一件事情一直讓人無法釋懷。我們可以有一種假設，如果十幾年前，劉可沒有被送進精神病院，她的命運是不是會好一點？
　　
　　一個心理出現異常的人，究竟該向誰求助？恐怕現時的專家們也爭吵不休。搞心理治療的強調改變人對社會的認知態度；搞精神病學的人強調借助化學藥物等手段從病人的軀體器質入手，調節病人的狀態。遺憾的是，學心理學的人在面對求助者的傾訴時，如果缺乏疾病和異常的辨別力，會貽誤治療時機；而只見病不見人的精神病科大夫們，其粗暴、簡單的方式，卻只會讓那些弱者獲得更加負面的心理暗示。
　　
　　更何況我們的社會對心理異常者如此不寬容。
　　
　　劉可在自殺前去北醫六院看過神經癥的專家門診。那次回來，她對朋友說，大夫說她沒有精神病，應該去看心理咨詢。記者就此事詢問她所就診的專家，他語氣厭煩地說，劉可就是有病，沒人幫得了她！(王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