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靈一度變得如同空曠的山谷。但是那牧歌總是在我的心靈里帶著希望飄過，留下遼闊的回聲……

    往事如煙，不堪回首。從牧羊娃到小學生，從農民到士兵，從大學生到研究生，從“回鄉知識青年”到“異鄉插隊落戶”……我曾經被裹挾在造神運動的紅色風暴中，我也品嘗過在社會上闖蕩時的世態炎涼。在經受了“而立之年”的動蕩和失落，“不惑之年”的迷惘和旁徨之後，我終於在走向“知天命之年”里接受了新的信仰，從一個無神論者變成了一個基督徒。美國東部那座美麗的大學城，不但圓了我追求多年的博士夢，而且成了我新生活的幸福搖籃。

    回首往昔，我聽到童年時代牧歌的回聲。

    牧童短歌

    “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開紅花呀……”這是五十年代初期我牙牙學語時，聽到母親哼唱的最美的歌。那時母親在村里繅絲，父親在鎮上當勤雜工。奶奶抱著我，東鄰討口飯，西家要口奶，倒是把我喂得又白又胖。五歲那年夏天的一個中午，我和一群小孩子到山上去采野果子。在一場惡作劇中我從一米多高的石堰上跳下去，腦袋狠狠地撞在一個石棱上，頓時鮮血直流，失去了知覺。那時，農村真是缺醫少藥。當我從昏迷中蘇醒過來的時候，已經過了好幾個時辰。我躺在奶奶的懷里，母親站在我們身邊輕聲呼喚著我的乳名。後來我才知道，是奶奶急中生智，剪掉了她那梳理了五十多年的發髻，燒成灰末，塞到我右前額緊靠眼睛的一寸多長的傷口中，止住了如注的鮮血，保住了我幼小的性命。

    後來人們夸獎奶奶的果斷，可奶奶堅持說，是“天老爺”，而不是她救了我。秋天到了，奶奶讓我去學點兒“正經事兒”，於是，我成了一個放羊娃。

    我的師傅是一個外村人，名叫茂竹，長得高大英俊。他每天一大早就到我們住的山坳“黑澗”來趕羊。我們帶上幾個用地瓜面做的乾煎餅和咸菜疙瘩，采一根野藤札腰，折一根樹枝當鞭桿，趕著羊群上山岡。我曾在電閃雷鳴中和羊群一起躲進山澗，看著被狂風暴雨洗禮的天空和大地，憧憬著那位駕馭一切、也救過我的性命的“天老爺”。奶奶告訴我，天底下一切東西都是“天老爺”造的。我特別喜歡他造的羊，可是我就是不明白，為甚麼山羊和綿羊不一樣。在一群羊里邊，每只羊的毛和眼睛的顏色又不一樣：有的金黃，有的碧藍，有的烏黑，又有的發棕，或者呈亞麻色……不論怎麼說，羊兒真漂亮。我還想，為甚麼羊兒千奇百怪，而人都是一樣的黑頭發，黃皮膚？後來，當我登上美國大學的講壇，看見美國學生黑白分明，頭發和眼睛五彩繽紛，一方面回想起我的羊群，一方面又驚異地發現：“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把羊群趕到山上，極目遠眺，雖然看不到“一片片梯田一層層綠”，也聽不到“一陣陣歌聲隨風傳”，但是盡收眼底的仍然是“一座座青山緊相連，一朵朵白云繞山澗”。那青山連結著貧窮，白云遮蓋著愚昧。茂竹大哥告訴我，東方天邊有大海，大海底下有龍宮，大海邊上就是縣長住的縣城，縣城里有兩畝地寬的大院，大院里有兩層高的大樓，大樓里電燈電話，電話旁有不戴烏紗帽的縣長，縣長腰里別著手槍，對那些殺人放火、行兇偷竊和耍流氓的他都可以隨便處置，或者關押，或者槍斃。

    其實，茂竹大哥也沒有去過縣城，沒有見過大海。但是，他對縣城的精彩描述卻使我對未來產生了美好的憧憬：有朝一日，我要帶上足夠的乾糧，去看兩眼縣城，瞅兩眼城里人的模樣，開開眼界。為此，我要上學，長大了我要學會讀書寫字。每次從這樣的溫馨的夢鄉中醒來，我總是感到生命在身體內部的波動。用乾瘦的小手摳著赤裸的雙腳上厚厚的泥巴，我感到自己好像一個蠶蛹子終於沖破了蠶繭的重重束縛，來到了光明的世間，并且脫胎換骨，變成了一只能夠飛翔的蛾子。

    空谷無聲

    第二年秋天，我上了小學。三間土屋當教室，墻壁上左邊掛著很多“萬歲”，右邊掛著“二十年趕上美國、超過英國”的標語。中間的上方，畫著代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突飛猛進的火箭，下面畫著諷刺美英帝國主義日暮途窮的“老牛拉破車”。上到三年級時，村里的合作社加入了人民公社，全村三百多人砸鍋砍樹，大煉鋼鐵，然後一起到公社里吃食堂－－喝大鍋粥。我幼小的身影曾經淹沒在往返二十里抬礦砂的長龍中。我咬緊牙關堅持著，因為共產主義的美好理想在激勵著我。如果十年後中國實現了共產主義，那麼二十歲之前我就不但可以到縣城里逛一逛，而且可以到北京去見大救星毛主席了。

    然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美景，似乎是永遠可望而不可及。每當我們朝它邁進一步時，總是受到“天老爺”的嘲笑，因為我們得到的只是虛無縹緲的海市蜃樓。“三面紅旗”飄揚了不到三年，三年“自然災害”就肆虐全國，當時我們連清水煮地瓜乾也吃不飽。獨身了一輩子的大爺爺（祖父的哥哥）帶我到山上采野果，抓蟲子，撲螞蚱。然後用火鐮燃起乾草，在火焰和煙霧中我們陶醉在螞蚱烤熟後的香味之中。然後，他在地上用柴火棍和小石子擺成算盤的樣子，教我“小九九”。高小的班主任老師餓得面黃肌瘦，躺在木板上領著我們念“卓婭和舒拉”的英雄故事。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他那乾癟的微弱起伏著的腹部。他的有氣無力，難以支撐他那滿腹經綸。一個初夏的下午，帶著對班主任病弱形像的記憶和他對我們“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鼓勵，我餓著肚子走回家中。等待著我的，不是可以充饑的食品，而是大爺爺去世的噩耗－－他在那個青黃不接的季節里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現實經常考驗我們對正在進行著的偉大事業的信心，饑餓和貧窮頻繁地提醒著我們現實的殘酷。幾年之後，我果然到了縣城。那時我所在的這個華東縣城，全縣七十五萬人口，十三個公社，只有一所高中。為了理想，我不得不步行七十五里（約廿五英里）去上學。不論是炎熱的夏天，還是寒冷的冬天，我每個星期都要在家鄉和校園之間走完一百五十里山路，為的是回家取維持下一個星期的乾糧。當我用雙腳去量那漫長的道路時，我有了更多的夢想。看著我在泥濘的道路上留下的腳印，我想，如果以後我成為藝術家，我會畫一幅畫，表現路上的各種腳印：有穿皮鞋留下的，有穿布鞋留下的，也有赤腳留下的。我屬於赤腳的那種。為了省鞋，有時我不得不把已經夠破爛的鞋子脫下來，掛在挑乾糧的小扁擔上。

    不久，我終於實現了見縣長的夢想。然而，那時動亂已經開始，縣長再也不能在人民政府處決犯人的布告上簽字了。相反，大字報上他自己的名字被打上了紅色的“叉號”。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我在一次大規模的揪斗大會上見到了被捆綁著的縣長和他的夫人。為了揪出比縣長更大的“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我加入了大串聯的隊伍，去了北京，甚至如夢如幻似地在天安門廣場上，在“東方紅”的頌歌中見到了朝思暮想的“偉大領袖”。那個荒誕的歲月自然為我編織出一些荒誕的夢：我們幻想著高唱“國際歌”，打倒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以蘇聯為首的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解放全人類，使人人都能夠過上我們那種“自己當家作主”的幸福生活。

    逝水浮萍

    牧歌消失了。在中國最大規模的造神運動中，鋪天蓋地而來的是贊美“大救星”的頌歌和無庸置疑的“無神論”教育。高中校園中縣長的兒子偷看圣經，先是成了嘲笑的對象，後來又成為“政治事故”而受到嚴肅追查。我們一方面接受“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正統教育；另一方面高唱“他是人民大救星”，緊跟“偉大舵手”駛往共產主義的彼岸。進化論成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堅實基礎，“神”和“牛鬼蛇”并列，而且排在最後，要徹底打倒，完全清除。

    高中畢業後，中國所有的大學都關上了校門。“革命導師”為“一窮二白”的農村，加上“最廣闊的天地”這一豪華的冠冕，號召我們上山下鄉，到那里去“大有作為”。我本來就是農村來的，也戴著“回鄉知識青年”的桂冠回到了農村。那時，羊和雞鴨一樣，都被作為資本主義的尾巴割掉了。牧歌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中，成了我甜蜜的安慰和遙遠的回憶。

    半年之後，我參加了人民解放軍，走進了革命的大熔爐。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以及無神論的教育，變得更加系統化。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在這座大熔爐里把自己鍛煉成一顆閃閃發光、永不生銹的螺絲釘，在世界革命的大機器上“有一份熱，發一份光”。因此，我對文學和藝術的愛好被作為“小資產階級的狂熱”在革命熔爐中熔化，我的牧歌也被稱為“無病呻吟”式的傷感而變成逝水中的浮萍。

    1977年，當我離開部隊又一次回到農村的時候，炊煙依舊。我的心靈一度變得如同空曠的山谷。但是在我那漫長而曲折的心路歷程中，那牧歌總是在我的心靈里帶著希望飄過，留下遼闊的回聲。在那悠揚的回聲中，我聽到牧羊人的鞭子在空中一個漂亮的翻卷之後那清脆嘹亮的聲響，看到群羊在牧者的吆喝聲中擁向白云下的原野。

    別樣滋味

    考入高中之前，在鄉下每年如果能夠看上一場電影，就要為那些革命故事激動好幾天。放映前大半天望穿秋水似的等待，放映時在人群中饑渴難耐的擁擠，以及放映後腦海中“剪不斷、理還亂”的影像，構成了一個個新的夢想。到了縣城後，學校里經常放映階級教育的電影，還有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片子。銀幕上美好的影像和現實中貧窮生活的巨大反差，漸漸使我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傷感和絕望。久而久之，我發狠不再看電影，為的是集中精力，刻苦學習，有朝一日，出人頭地。

    高中一年級還沒上完，十年動亂開始了。老師被趕下了講臺。為了擺脫資產階級教育黑線的桎梏，我們“自己解放自己”。青春的希望，想得到電影和藝術的慰藉。然而，和圖書館一樣，電影院作為傳播“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毒素”的場所，貼上了封條，想看電影更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後來，天老爺用他那特有的幽默感讓我“得來全不費工夫”。一位我最尊敬的語文老師被調到“縣革命委員會批判毒草電影辦公室”（簡稱“毒辦”），參加撰寫批判文章。有一次，他悄悄給我一張電影票，我看到了電影《武訓傳》。

    從此我的生命之舟駛進一個全新的河道。我被武訓不屈不撓的精神感動得熱淚直流。他生活在清末，小時候家里貧窮，沒錢讀書。偷偷到私塾聽課，被老師一陣拳打腳踢。從此，他發誓要通過要飯行乞，積攢一些錢財來興辦“義學”（就是公立學校），讓所有的窮孩子都有書念。後來，他辛辛苦苦積攢的錢財被財主家詐騙一空。但他并未灰心氣餒，而是在晚年繼續行乞，甚至讓人踢打，當馬被人騎，終於辦起義學。這個乞丐的獻身精神和那些令人無限傷感的電影畫面，一方面使我產生了想當教師的愿望，另一方面又使電影成了令我心蕩神怡、但又可望而不可及的偶像。

    在我入伍的第二年，我因為有高中學歷，又能夠寫寫畫畫，被挑選為某野戰軍的電影放映員。可是那時，我們能夠放映和觀看的電影，除了八部“革命現代樣板戲”，就只有幾個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片子－－有人概括為“朝鮮的哭哭鬧鬧，羅馬尼亞的摟摟抱抱，阿爾巴尼亞的莫名其妙”－－加上中國的新聞簡報。這些電影和這段經歷，使我有機會對電影語言有了初步的了解。漫長的軍旅生涯結束後不久，為了愛情的緣故，我又一次回到家鄉，從事農業勞動。中國改革開放後不久，我終於實現了上大學的愿望。雖然已經是高中畢業後的第十個年頭，但是仍然“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後來，我又考上電影藝術研究生。畢業後一面在大學教書，作研究，一面在電視臺從事影視制作。

    試想一個窮苦的牧童，小時候沒有機會看電影。後來可以看電影時，又因為藝術與現實的強烈反差而痛恨電影。然而一部電影又改變了他的思想和生活，後來又成為電影放映員和電影專業研究生，并進而成為專業影視工作者。有一次，在我編導的一部大型電視專題片中，我要介紹電影和文化文明以及其他姊妹藝術的關系。

    柳暗花明

    我的事業和追求在山窮水盡之後柳暗花明。我的心路歷程也峰回路轉，走向綠洲。從此，我的牧歌也譜上了新曲。

    九十年代初期，我來到美國東部一所大學，在藝術學院攻讀比較藝術學的博士學位。我的專業要求我對西方文明和藝術有系統的了解。在長長的參考書目中，圣經列在首位。因為對西方文明和藝術的研究，離不開圣經和基督教的巨大影響。西方藝術史上的許多名作，都取材於圣經故事。當時看圣經，只是為了得到一些素材，為了寫好期末論文，而在心里，仍然對圣經中的創造論和救恩觀持懷疑態度。

    在我選修的有關西方藝術史的幾門課程中，都有對圣經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奠基性地位的論述；在視覺和空間藝術，聽覺和時間藝術以及綜合性藝術中，都有取材於舊約和新約的經典性藝術作品。我看到一條巨大長廊，那里耶穌基督是所有藝術刻劃描摹的中心。在早期羅馬基督教藝術作品中，我看到好牧人的藝術造型：他找到了迷失的羊，歡歡喜喜的扛在肩上；在中世紀藝術中，我看到“耶穌作為好牧人”的精美形像：他用十字架作為杖和竿，帶領和牧養他的群羊；我也看到“好牧人坐在榮耀的寶座上，把綿羊和山羊分別出來”。

    那淡漠已久了的牧歌在我的心里重新響起。在這孤身海外、困苦流離的時候，閱讀這些“在世界文學史上堪稱杰作”的圣經書卷，就如在沙漠中疲憊地跋涉時，看見一片綠洲。我的牧童的經歷，使我對圣經中描述的“最偉大的牧者”的形像有著特別的感觸。想起我曾經像一頭沒有牧者的羊困苦流離，在人海中沉浮，在彎曲的道路上艱難跋涉，我的心，漸漸被愛所融化。

    這新曲的旋律之一，就是藝術作品中的牧羊人形像和田園詩畫成了我博士論文的主題。在論文的前言中，我寫了這樣一段話：“我的論文題目經常使我回憶起童年時代的兩個夢想。一個是當我手執牧鞭，趕著羊群走在崎嶇山路上時，我夢想有朝一日，能知道‘黑澗’－－我的家鄉－－以外的事情；另一個夢想是長大以後，我能讀書寫字。感謝上蒼讓我美夢成真。

    回顧心路歷程，回想牧歌從跌宕起伏到時隱時現，再從銷聲匿跡到悠揚嘹亮，我真是感謝上蒼的奇妙設計和精美安排。我的牧歌在我的事工中變得更加深情，更加悠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