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飯局上“朋友”很多。表面上推杯換盞，推心置腹的沒有一個。酒桌上的熱鬧，好比華爾街股市，是虛假繁榮。酒醒之后，泡沫破裂。鬼才相信“感情鐵，喝吐血”、“酒杯一舉，以身相許”的屁話。“酒逢千杯知己少”。一語道出時代的苦悶心理。這種誤讀讀出了很深的人情世故來。

　　“朋友”的數量越來越多，質量卻越來越差。物化社-會什么都淡，不只朋友關系，甚至夫妻。

　　不穩定的安全感

　　有人在購書中心門口遭遇急事，手機沒電，在向路人借手機發短信時慘遭無數白眼。“貨幣學派”的遭遇其實很正常，畢竟他的行為與很多騙子如出一轍——傳媒隨水推舟，將防備心重的社會生態稱為“龜縮社會”。

　　“龜縮社-會”之背景是你最容易缺失的安全感。在無情城市，防盜網與防盜門阻擋的除了盜賊，還有你鄰居——廣州以“三年一中變”為號召，曾在一年間就投入3億元，一度拆網718萬平方米;但三年之后，廣州人仍在樂此不疲地為臥室窗戶裝上不銹鋼的“內網”。

　　有專家評選出備受爭議的“中國十大最具安全感城市”，依次為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青島、新余、桂林、梅州、舟山、威海。從排名上看，安全感與犯罪率未有直接關系，更多時候，朋友多少、房價高低、商業氛圍、城市環境、生活質量、富裕程度、人文風俗、就業機會都可讓你的安全感發生動搖——難怪有人說，多個熟人多條路，買房只為安全感。

　　這是屬于這個都市交友的防守悖論——你需要從更多朋友身上獲得歸屬感、存在感與安全感，但因為缺乏這些而龜縮的你，正是最難交到朋友的人。

　　消失的公共空間

　　在發生偶遇新朋友的劇情之前，你先需要更多的公共空間——中國的內地房地產商開始把四合院當高端產品，皆因四合院有利于人際交往的功能，讓鄰里親密無間;丹麥流行“集體住宅”，不同職業、不同階層的家庭共享客廳、餐廳、活動室，據說能形成一個歡樂大家庭。

　　你期待城市規劃師用四合院精神對公共空間進行方便交流的人性化改造，讓市民親切交談的動人場景隨處可見——香港的大學有HALL文化，寂寞城市也應該有HALL文化;只有摩天寫字樓、高密度住宅、巨大ShoppingMall的城市是不人性的城市，廣場、步行街道、公園才是城市的客廳。可惜，高昂的地價足夠打破中-國人的這種幻想，更多的人仍在為安居之所而疲于奔命，在你家邊上的廣場上喂鴿子侃大山之理想生活仍離你甚遠。

　　這是都市交友的規劃學悖論——你認為規劃里的公共空間永遠不夠，又恨不得那塊占據地利的空地建起座便宜房子;你幻想應該與鄰居有一個邂逅的公共空間，卻又恨不得你家再增添一個私密的房間。

　　虛高的友情CPI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美國ABC電視臺的電視劇《女人幫》，講的就是大都會里四個“益友”的故事——她們生活在曼哈頓、畢業于“常春藤”名校、名成利就、穿著高級時裝出入高檔場所，小團體里互相幫助、自開自解。

　　拉幫結派的確是對抗殘酷城市的最佳武器——女主角Mia為了一個職位擠掉了作為競爭對手的未婚夫，甚至失去馬上即到的婚姻，但她沒有任何自我檢討，只要一個閨密聚會就破涕為笑。

　　雖然觀眾是和小資生活并不沾邊的師奶們，但肥皂劇總能表達出孤身奮斗的人的城市理想。古龍說過：“女人與女人之間雖然很難交朋友，但女人總是同情女人的，因為她們覺得只要是女人，就值得同情。”用這個定理分析女人幫未免膚淺，有上海女青年看透了這種關系的本質，并在博客里宣稱自己發現了大都會中最牢固的朋友關系——不能志同道合，至少門當戶對。

　　這是都市交友的純潔性悖論——真正的友誼是無價的，但在競爭激烈的大城市中，每一個人，包括你本人，都有行價。

　　昂貴的時間成本

　　有北京市民統計并抱怨過一件事情：他從自家居住的小區到馬路對面的超市買些日用品，必須采取以下步驟：步行10分鐘到小區大門、右拐向東走200米、翻過一道長達180米的人行天橋、向西折返200米，耗時超過30分鐘，才能往返與小區只有咫尺之隔的目的地。

　　在講求效率的快城市，慢生活只適合無業青年或文藝份子。市民們的時間敵人實在太多：一條只有二車道的堵塞馬路、一份不科學的工作單、一場毫無營養的談話、一部讓你覺得生命被延長的爛電影、一個總是叫你接兒子放學的老板、一個你根本不想玩卻天天在玩的連連看游戲，都足以造成你時間表的緊張。

　　那么，你還有多少時間尋知覓己，好與你促膝談心?美國啟蒙運動的開創者、實業家富蘭克林在其編撰的《致富之路》中收入迷惑世人的格言：“時間就是金錢”，當你活在信奉時間信條的A型城市，你會不會在不知不覺間對朋友相處時間進行效益化計算?

　　這是屬于都市交友的最后一條悖論——等你有時間的時候，你沒有朋友;等你有朋友，你卻沒時間。

　　物化時代的交際苦悶：二十一世紀什么最缺?朋友!

　　“朋友”的數量越來越多，質量卻越來越差。物化社-會什么都淡，不只朋友關系，甚至夫妻。

　　春節祝福短信，今年是170億條，年增40%。年過節發短信發到手麻，是新世紀的形式主義。類似2008年的股市，表面繁榮，內底緊縮。

　　人類最多能“承受”的朋友數量是多少?科學研究的結果是“150個”。我們手機電話簿中，實用朋友太多，精神朋友太少。你發的一百多個短信中，有一兩個是真的朋友，足矣。

　　社會流動頻繁，同齡群的變遷，城市物理界面的冷漠化，都市人面部“酷化”，這就叫全球化現代化。表面風光底下是物化的社-會關系，“朋友”泛濫卻貶值，在所難免。年味兒淡出個鳥來，朋友之交淡如短信。物化社-會的特征：將朋友“工具化”

　　飯局上談判桌上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夠朋友”。辦不成事就“不夠朋友”。朋友成了辦事的工具。

　　朋友的工具化讓“朋友”概念貶值，“朋友”的數量越來越多，質量卻越來越差。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校友聚會不時興談人生了，時興談錢。以交換名片始，以談生意終。同學會將感情勾兌淪為關系勾兌了。

　　過去30年之中，中-國人可謂補足了市場經濟課，有些地方我們比西方還西方。當代中-國人將社-會學家所謂“工具理性”發揮到極致，“工具理性”的刀破除前改革時期的迷信崇拜，同時也砍向所剩無幾的傳統道德關系。傳銷從殺熟開始，做生意找投資從熟人開始，借錢炒股找熟人開始。結果找一個，“朋友”就少一個。現代人的一句肺腑名言就是，想眾叛親離的最好方法就是找他們借錢。

　　次貸危機源于人性的貪婪，新任美國總統也承認了，他們人人有份兒。市場貪婪堂而皇之地以工具創新的名義獲取了正當性，“華爾街式金融創新”。“工具創新”不僅在華爾街，在“學生輩”的市場經濟國家比比皆是。中-國用30年的時間越過了西方的300年，直至“毒奶粉”事件爆發，所有的公共道德和信仰歸零。工具理性的發展正如馬克斯·韋伯100年前的預言：“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市場經濟盡管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從未有過的富足和自由，但支撐它的基本價值卻蘊涵著使它自我毀滅的動力。

　　法國搞笑片《我最好的朋友》道出真正的朋友如此之難：一個成功的中年古董商人，有一個漂亮的公寓、一個美麗的情人和大把的金錢，跟人打賭說他如果在十天之內交不到一個真正的朋友的話，便要將在拍賣會上高價買下的希臘古董花瓶輸掉。他列單子，逐個排除，好朋友竟無一個，全是利用關系，這就是工具理性“最高境界”。成功人士本質上都是孤獨的，無私的友誼這種東西在他們的辭典里不存在。

　　當今中國，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生命。社會關系都轉換成金錢、效率，熟人自然工具化。“熟人”就是能吃的人，生人是你吃不到或不讓你吃的人。

　　出門靠朋友，朋友變成家庭成員的外延。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人是交不到職場朋友的，職場永遠是提防式的、政治的、利益的，不可能變成擴大化的家庭。除非把職場變成家庭關系，除了家族企業，這樣的例子不多，有了也難長久。

　　美國人最近在網上嗆中-國，說中-國人的五大缺-陷決定了中-國的“悲劇命運”。其中一條是“中-國人缺乏誠信和社-會責任感”：中-國人只關心他們的家庭和親屬，中-國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緣關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個理性的社-會基礎之上。中國從來就沒有成為一個法制社會，中-國是面子社會、人情社-會。

　　朋友，無疑是擴大化了的親屬，所謂親朋嘛。出門靠朋友，他們是中-國人情保險公司必不可少組成部分。這是今天的狀況，美國人批得有道理。可古禮并非如此庸俗，“五常”即仁、義、禮、智、信之中，“信”對朋友，信字才是朋友之間的行為準則，而非利益更非生意。如果中國人能把朋友之信歸還給朋友，再推廣到全社-會，想必能跳出美國人批的“悲劇命運”吧。

（梁子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