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六年前開始被一個問題困擾，這就是，為什么東西方走了不同的道路?一直不能找到滿意的答案，閱讀和思考令我得到一個初步的結論：差距來自學校和教育。這可以說是近因，再追下去，我一直認為和思維方式有關——大而化之還是仔細追究和剖析，涉及求知的態度和目的。

　　現在關心的問題是，中國何時能發生根本的改變?如何改變才能讓成本最小、代價最低?我不是政治學者和社會學家，關心這樣的問題，好像有些矯情。今天看到艾未未在與港大學生問答中對類似問題的回答，原來這個世界有兩種人，而我大概屬于那種認為周圍的人都和我有關的人，慶幸我還是一個平均水平的人，如此而已：)

　　讀馬斯洛的《動機與人格》，發現我所渴求，就是在一個良好的社會做一個健康的人，其實我更關心自己做一個健康的人，而健康的人不可能脫離一個良好的社會，因為一般來說人不太可能脫離生活的環境成為一個很健康的人。

　　馬斯洛對“良好的社會”和“健康的人”的定義，卻讓我發現改變中國社會成本和代價最低的方式，那就是科學地認識人，并傳播這種知識——心理學，從而讓更多孩子成長為健康的人，更多的成人變得身心健康;健康的人們有足夠的理性——與感性統一的理性，形成良好的社會。這才是根本的改變，不需要如同進行外科手術那樣進行政變或制度移植，“橘生淮南為桔，橘生淮北為枳”，生搬硬套可能不過是東施效顰，又一個四九而已。

　　馬斯洛說，德魯克認為，自從基督教時代以來，從人們效仿的理想人物可以反映了統治西歐的連續相繼的觀念——中世紀時是神職人員、文藝復興時期是有學識的人，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時代由講求實用的人左右，而靠近近代則是英雄主義的神話。馬斯洛認為，如今這些神話都已破滅，代之而起的是一個新的概念，這就是“心理健康的人或者具有真正靈魂的人”。

　　從中國歷史中我們是否也可以從人們心目中的理想人物看出相似的觀念呢?似乎無外乎能夠建功立業的文官武將，區別只在于中國的理想人物都是服務朝廷的，大概根源在于民間缺乏足以與朝廷抗衡的力量。

　　遺憾的是，我們今天還未能產生一個全新的概念，還不能看到根本的變化。

　　二

　　我們來看看馬斯洛關于“心理健康的人”的內容，

　　“第一，最重要的是這樣一個強烈的信念：人類有自己的基本天性，即某種生理結構的框架，可以像對待人體結構那樣來研究和討論，人類有由遺傳決定的需要、能力和傾向性，其中一些跨越了文化的界限，體現了全人類的特性，另一些為具體的個人所獨有。一般看來，這些需要是好的或者中性的，它們不是罪惡的。第二，我們的新概念涉及這樣一個概念：全面的健康情況以及正常和有益的發展在于實現人類的這種基本天性，在于充分發揮這些潛力，在于沿著有這個隱藏而模糊不清的基本天性所控制的軌道，逐漸發展成熟。這是內在的發展，而不是被外界塑造的過程。第三，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一般的心理病理學現象是人類的基本天性遭到否定、挫折或者扭曲的結果。”

　　這個新的概念，無疑不僅影響了西方的教育，也改善了人與人的關系。人的平等的理念應當不是直接來自基督教，而是來自對人的認識的改變和知識的增長，因為基督教產生后的相當長的時間內奴隸制度在西方仍然合法地存在。

　　對比這個新概念，我發現中國相當數量的人尤其是政府官員都患有程度不等的神經癥，也稱神經官能癥，有人定義為“由于欲求不滿、抑壓、強度的不安定感所產生的情緒緊張，以及衍生的不適應癥狀”。馬斯洛的解釋比較容易理解，就是存在病態需求。一個正常的人，基本需求得到滿足，就趨向于健康，而罹患神經癥的人，需求得到的滿足，不僅不能滋生健康，而且不能減輕他的神經癥，不管供給多少，他仍然感到饑餓，這是因為他的理性與情感相沖突。而一個健康的人是一個整體，他人性的不同側面配合協作，而不是對抗的。

　　馬斯洛引用弗洛姆的原話，形象地道出了神經癥患者理性與情感的割裂，“理性由于成了看守自己的囚犯——人性——的衛兵，它本身也變成了囚犯，這樣，人性的兩個方面——理性和感性——都變得殘缺不全了。”這應當可以解釋為什么我國存在如此普遍的官性泯滅人性的現象。

　　三

　　“許多世紀以來，我們一直習慣于將本能看成含義明確、明白無誤、強大和有力的”，馬斯洛認為這是一種誤解。人在進化的過程中，雖然“看上去的確有著本能的殘余、類本能的需要、內在的能力和潛力”，但人其實是沒有本能的，而“臨床的和人格學的經驗都表明，這些微弱的類本能傾向是好的、值得人們期望的，是健康的而不是邪惡的。”

　　弗洛姆認為，自我實現的發生取決于整個人格的實現;“只有當一個人實現了自我、成為他自己時，他才是快樂、寧靜、自我認可、坦蕩、身心一致的”;與其問“我們應該成為什么”，不如問“我們能夠成為什么”。

　　馬斯洛指出，“較新的動力心理學中的關鍵概念是自發、釋放、自然、自我選擇、自我認可、沖動意識、基本需要的滿足。而過去的關鍵概念一直是控制、抑制、紀律、訓練、塑造，因為其根據是，人類的深層本質是危險的、罪惡的、貪婪的、掠奪性的，教育、家庭訓練、養育孩子、一般的文化適應，都被看做是控制我們內在黑暗力量的方法。”

　　“關于人性的不同概念產生出具有天壤之別的關于社會、法律、教育和家庭的理想觀念，在一種情況中，社會、法律、教育等是控制和約束力量，在另一種情況下，它們促使人性得到滿足和實現。”

　　馬斯洛也不認為存在理想化的社會模型，但是重要的在于，認識到人的本質，在滿足人的基本需要、助力于人的自我實現的基礎上，考慮社會中人的素質的平均情況，通過法律和規則約束人的公共行為;而兩者是并不矛盾的，前者允許個人人格的健康發展和尊重個人的自我實現要求，后者規范人的社會行為，對于一個普遍缺乏健康人格的社會，很難通過制度和法律建立一個健康的社會。

　　人類至今不能形成完美的社會，即使是目前最不壞的民主體制下，仍然存在巨大的貧富差距，華爾街金融巨鱷在吞噬了投資者巨額款項之后，仍然心安理得地向自發放巨額花紅，但值得欣慰的是，他們同時有蓋茨、巴菲特這樣將財富捐出致力于消滅貧窮和改變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狀況的巨富豪賈。相信對于人的認識的進一步深入，人以更合理的態度對待人，這個世界會得到進一步的改善。問題在于，我們必須向著那個方向前進，而不是將自己隔離于世界之外，另搞一套。

　　一個良好的社會與心理學上的健康社會同義，“它扶植、鼓勵、產生最大限度的良好人類關系以及最小限度的不良人類關系”，它不可能僅有利于多數人而不利于少數人，總體而言，它利于每一個人;一個病態社會則“意味著基本需求滿足的阻撓，它不可能利于少數人而不利于多數人，總的來說，它損害每一個人。

　　我們想要一個健康的社會還是一個病態的社會?當然想要前者，那么就讓我們從家庭和工作場所開始，平等地善待孩子、家人和同事，允彼此人格的健康發展，為自己營造一個健康的環境，增進自我實現的可能。